微软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到北京参加微软亚洲研究院5周年成立大会，李开复博士兴致很高地回答了采访者的一些问题。

　　关于“成长”

　　问：你怎样看待中国的教育和“成长”的话题？

　　答：大家都知道，中国将必然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关键就在它能否在教育方面赶上西方。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人都向往着美国的教育，不但博士、硕士想到美国读，而且近年来连本科、中学、小学都想送出去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强，就在于能经过它的教育系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再经过强大的企业留下这些人才的大多数。在任何成功的美国企业，你都会看到众多的优秀华裔、印裔、英裔、加裔等员工。他们都是多年前被美国的“教育系统”吸引来的。

　　美国的“教育系统”不仅仅涵括它世界级的学校，也涵括了家长和老师如何帮助孩子发挥潜力和追寻孩子的爱好，更涵括了孩子如何学习、如何合作、如何增进情商等的“教育文化”。中国若想成为世界的科技强国，必须改变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这是改革的第一步。

　　
关于情商

　　问：《成长》一书中提到E学生包含了三个概念：快乐(Enjoy)，高情商(E.Q)，卓越(Excellence)，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学生的情商的？

　　答：智商（IQ）反映人的智慧水平，情商则反映了人在情感、情绪方面的自控和协调能力。情商包括了人际关系、团体精神、自觉心、同理心、激情。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大家都知道智慧的重要，但是情商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智商。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调查了188个公司，测试了每个公司的高级主管的智商和情商，并将每位主管的测试结果和该主管在工作上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这研究发现对主管工作业绩来说，情商的影响力是智商的9倍。

　　中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忽略了情商的培养。比如说，应试心态造成学生每天拼命读书，把成绩当做惟一的人生目标，没有时间交朋友，而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培养。而中国学校的“名次”造成了一种“零和”心态（ 每班只有一个第一名，学生都彼此当作竞争对手）。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逐渐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私的人，而与“团体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问：情商可以学习吗？

　　答：情商是可以培养的，但是绝不是靠读书、考试的学习，而是经过自我评估、自己定的目标、有恒地往目标迈进。首先，自我评估是去理解自己情商在哪方面欠缺。因为情商更多是别人如何看你，所以它不是自己能看清楚的。我建议可多理解别人对你的看法、多吸取别人（尤其是情商高的人）的意见。

　　在美国公司有一种“360度意见调查”，对员工的上司、下属、同事作多方面的调查。因为它是匿名的，经过它往往能启发更真诚的表态。若很多人同意一个缺陷，那这个缺陷确实可能是严重的问题。虽然在学校里没有这种正式的调查，同学们仍然可以多听听老师、家长、同学的意见，或想办法得到匿名的建议。发现自己缺陷后，可以挑选合适的目标来培养自己的情商。例如：如果人际关系太差，可以定一个目标每个月交一个新朋友；如果太含蓄、害羞，可以定每天上课要发言一次；如果自控能力不好或脾气太坏，可以请朋友在自己要发脾气时用约定的“密码”来提醒自己平静下来。也可以在每一堂课或会议后，要求同学、老师对自己的表现评估。

　　问：一个人的成长总会遇到一些烦恼，这和情商也有关吗？

　　答：高情商的人更能克服烦恼。我一直信奉以下做事的三原则：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可以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度量接受不可克服的挑战、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这里可以看出情商的重要性：如果你什么事都要求完美，那你一定常常烦恼。如果你什么事都坚持己见地拼命，那只是“匹夫之勇”。真正的勇气是要能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实；真正的度量是能自我控制地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而不为它们烦恼；真正的自觉是能够分辨自己有没有能力改变一件事情。真正的智慧是把人有限的时间用在可解的问题上。



关于人品与能力

　　问：《成长》一书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年前，你曾经与北大副校长陈章良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有过一场辩论，为什么你对这个对话一直耿耿于怀？

　　答: 我和陈校长在“人品”的评估上有相当大的分歧。我把人品排在人才所有素质的第一，超过了智慧、创新、情商、激情等，而陈校长把人品排在前三名之外。我认为一个人的人品如果有了问题，这个人就不值得一个公司去考虑雇用他，而陈校长愿意去用一个人品有问题但是能创新的人。陈校长认为教导人品是家长的责任，而淘汰人品是社会的责任，学校和老师不用负责。而我认为教育不止是教知识，也必须教做人。

　　我最耿耿于怀的不是两个人的意见分歧，而是陈校长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代表中国的教育制度，和中国人对教育的看法。如果如此，那我希望有机会把我的看法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也许能改变中国人对教育的看法，也许能在未来帮助改进中国的教育制度。

　　问：尽管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君子，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保持良好的人品是很难的问题。为什么你对人品要求这么高呢？

　　答: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圣人，而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职业道德。一个公司对人品的要求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公司把自己的钥匙交给每一个员工。这样公司才能对员工能够完全信任，员工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人品有问题的员工可以对公司有莫大的伤害，所以绝对不能雇用这种人。

　　问：有这种例子吗？

　　答：在美国曾发生过一件事：美国微软有一个员工，他盗用公司的软件。他在公司内部购买一套软件，可能只要10美元，改了号码，到别的工厂做了一个新包装，出去卖几千美元，就这样他赚了200多万。他被公司起诉后，出庭前羞愧自杀了，这是个很极端的事情。不过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美国人是很注重职业道德的。

　　
关于中美教育文化

　　问：从您在书中的发言看来，你对中国的教育很失望？

　　答：我曾对凌先生说：“看到那么多学生被浪费了，真可惜。”我认为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师资问题。我认识很多中国的老师。他们大都是尽责的老师，他们也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但是因为他们知识比较陈旧，所以他们未必是足够好的老师。而中国大学教授的薪资，在像计算机这样的热门行业，也远远落后于业界。我在中国去过的每一所大学，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这形成了一个中国师资的恶性循环：待遇不好造成师资不足、师资不足造成学生不满、学生不满造成老师社会地位降低、低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更上不来。

　　问：在美国的大学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答：没有。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那位得到青睐被雇佣的助理教授将有50%的概率在7年后被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制度淘汰掉。唯有经过7年考验，证明是最优秀的助理教授，才能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这造成了美国大学师资的良性循环：良好的待遇造成师资上升、师资上升造成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学生的崇拜造成老师社会地位提升、高的社会地位造成待遇继续提高。